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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邦时代各邦的比较优势与文明走向  
 

    内容提要:尧舜禹、夏商周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维史观,五大史前古城的发现拓展了新的历史空间,证明在夏商周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区域性国家——族邦联盟。良渚、石家河、宝墩、石峁、陶寺等五大史前古城即是族邦联盟的都城。这些族邦联盟以各自的优势影响着中国文明的走向,逐渐形成多元一体。

    关键词:帝邦时代  族邦联盟  比较优势  文明走向  多元一体

    帝邦时代,在长江、黄河流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区域性国家——族邦联盟。这些国家指点江山,竞相在各自区域内创造上古文明。从近些年出土的遗迹、遗物比较,列邦各有所长。不仅在同时代争奇斗艳,而且还影响着后来的文明走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发抛砖引玉之论。

一、帝邦时代各邦的比较优势

    所谓帝邦时代,指的是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一大批古帝统治族邦联盟,掌控天下政治的时代。年代框架起于距今6100年的城头山古城始筑之年,终于距今4088年的夏朝建立,积年2000余年[1]。

    帝邦时代各邦分布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目前所见的五大史前古城即是各邦都城所在地,自上而下,分别是长江流域的宝墩古城、石家河古城和良渚古城;黄河流域的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由于这些族邦联盟的原名尚不可知,只好暂用发现地之名称之为宝墩族邦联盟、石家河族邦联盟、良渚族邦联盟、石峁族邦联盟和陶寺族邦联盟。为了行文简洁,此后将族邦联盟简称邦联。以下是各邦的比较优势。

1.年代优势

    年代优势指各邦联创建年代的早晚,习惯上人们认同年代优势,往往以长为尊。邦联的创建与社会组织系统有关,邦联创建愈早说明其社会组织系统发育愈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愈早。从五大史前古城兴废的年代考察,以良渚古城筑造的年代最早。良渚古城的兴废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石家河古城建造于石家河文化早期,距今4600年,废弃于距今4000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宝墩古城兴废于宝墩文化二期,距今4500—4300年。陶寺古城兴废于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石峁古城的兴废年代在距今4100—3800年。若以五大古城的始建年代作为各邦联的创建年代,按以上数据排序,良渚邦联排第一,石家河邦联第二,宝墩邦联第三,陶寺邦联与石峁邦联并立第四。以上数据显示黄河流域邦联的建立均晚于长江流域的邦联。老大良渚邦联竟比陶寺邦联和石峁邦联年长了1200岁,是名副其实的长兄,具有年代优势。

2.规模优势

    规模优势指的是史前古城面积的大小,由于人们常常以大为美,所以规模优势往往显示出王者之气。史前古城演进模式揭示史前古城规模与社会组织规模相适应,史前古城规模愈大预示社会组织规模愈大[2]。已知数据显示,石峁古城的面积42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陶寺古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宝墩古城面积270万平方米,石家河古城面积120万平方米。以面积大小排位,石峁古城荣登榜首,排第一。其次是良渚古城,再次是陶寺古城,第四是宝墩古城,石家河古城排末尾,面积最小,不及石峁古城的三分之一。当然也要注意到古城修筑的时间愈晚规模愈大。

3.区位优势

    所谓区位优势主要指的是各邦联在五大邦联中所处的地理优势。要了解各邦的区位优势就必须先弄清楚各邦的地理位置。现在就让我们顺着长江、黄河瞭望一下各邦的分布区域。

    宝墩邦联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8座宝墩文化古城分布于盆地西部、西南部边缘靠近山地较高位置。有可能是宝墩文化晚期城址的三星堆古城位于盆地中北部。四川盆地处于中国大陆架的二级阶梯,盆地周围有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等高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独特的地理位置涵养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离它最近的只有石家河邦联,从盆地东部顺长江而下可直达石家河邦联。与其它邦联都山高水远,往来不会太多。

    石家河邦联地处长江中游,16座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古城呈南北带状分布于平原西部边缘与山地接壤的较高地带。长江中游平原属于中国大陆架的腹地,东西有长江水道相连,南北由随枣走廊沟通,道路四通八达。它与陶寺邦联同处中国大陆架的腹地,南北接壤,联系紧密。它西溯长江,可以探访宝墩邦联。顺江东下,可以领略良渚风光。石家河邦联位居中心,陶寺邦联、宝墩邦联和良渚邦联三面环绕,往来密切。

    良渚邦联位于中国大陆架三级阶梯,地势较低,偏居江东一隅。与石家河邦联同处长江上下游,一居江头一居江尾,联系最为紧密。与其他邦联关山远隔,往来极为不便。

    石峁邦联位于黄河上游,有仰韶文化、老虎山文化、阿善文化、石峁文化史前古城20座分布于中国大陆架二级阶梯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石峁古城更是以420万平方米的宏规巨制雄踞西北一方。它的近邻是陶寺邦联,与其它邦联相隔悬远。

    陶寺邦联地处黄河中游,地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地貌跌宕起伏,地势落差较大。与石家河邦联同处中国大陆架腹地,南北对峙。与石峁邦联同为近邻,关系密切。

    从各邦联分布区位观察,关联最多的石家河邦联居于陶寺、宝墩和良渚三个邦联的中心,交通方便,往来畅通。其它邦联都不具备这一条件,石家河邦联得天独厚,享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

4.资源优势

    资源有许多种,这里所谓的资源优势是指影响文明走向的资源——铜矿资源。考古资料显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采矿冶铜的地点是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年代可追溯到夏代早期,距今约4000年。其次是江西瑞昌铜岭遗址,自商代中期已开始采矿冶铜,距今约3300年。这两处遗址都位于长江中游,离石家河古城最近,有长江水路可通,应属于石家河邦联控制区。由此推定,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铜矿,并进行采矿冶铜的地区。石家河邦联在同时代邦联中以拥有铜矿资源,认识并开采铜矿而拥有资源优势

5.技术优势

    考古发现证明,帝邦时代有两项技术发明对后世影响深远,一项是青铜冶铸技术,另一项是水利工程技术。在石家河古城区的谭家岭遗址地层中,发现了许多绿松石,并发现了冶铜遗迹和小件青铜器。证明石家河古城已经发明了冶铜铸铜技术。以往,学界流行中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是从西亚传入的观点,石家河古城冶铜遗迹和小件青铜器的发现,颠覆了传统观点。证明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青铜技术的发源地,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故乡。青铜冶铸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石家河邦联在五大邦联中率先发明青铜冶铸技术而享有技术优势。

    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5100——4700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由自然山体连接成11条堤坝组成,分为高、低坝系统,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部分坝体关键位置,采用了“草裹泥包”堆垒加固技术,即用茅草包裹泥土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再将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草裹泥包”的作用与现代堤坝使用的草袋装土类似,可大幅增加坝体强度,是后世水利工程建设中广泛应用的工艺技术。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充分说明良渚邦联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

6.科技优势

    在陶寺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测日观象台,该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时。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分、秋分。证明陶寺先民已经知道通过观察日出日落的角度和时间长短,以及星象运行位置推定一年四季变换的时间节点,以便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有学者指出;观象授时是中国天文学、地理学、哲学、宗教产生的基础[13]。目前所知,掌握这种自然科学的唯有陶寺古城。因而陶寺古城在观象授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7.文字优势

    迄今考古发现的刻划符号已有不少,但基本上还无法释读。而陶寺古城发现的两个朱书文字其中一个公认释读为“文”字。另一个释读有分歧,有“尧”或“易”之争[14]。这说明陶寺古城已经使用文字,而且和后来的甲骨文是一个系统。文字是积累知识、传播信息的载体。使用文字能大大提高社会效率,加速社会发展。陶寺古城率先使用文字,拥有发明使用文字优势。

    经过比较,在八个子项可比优势中石家河邦联占有三项优势,即区位优势、铜矿资源优势和青铜冶铸技术优势,名列前茅。陶寺邦联与良渚邦联并列第二,陶寺邦联占有观象授时科学优势和使用文字优势;良渚邦联拥有年代优势和水利工程优势。石峁以规模优势殿后。

二、帝邦时代各邦的文明走向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六大史前古城区与五大史前古城的发现终于使学界走出疑古迷茫,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之多元。进入王国时代之后,唯有陶寺邦联一脉夏商周三代更替,接踵发展。而其他邦联却戛然而止,无影无踪。基于此种情况,学界大都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是满天星斗,而历史时期则是孤月独明。究其原因,多归结为征伐和水患。从比较优势发现陶寺邦联是邦联中的小弟,并不具备伐灭其它邦联的强大优势。水患也不见得独爱陶寺邦联而淹没其它邦联。个中原委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以下我们试从比较优势出发揭示各邦的文明走向。

1.石家河邦联的文明走向

    考古成果揭示帝邦时代最先进工业是制玉业,最高精尖产品是玉器。玉器,作为利用天然原料加工而成的礼器在帝邦时代已经达到极致。进入王国时代开始了利用人工冶炼材料制作礼器的时代——青铜时代。探索帝邦时代向王国时代的文明走向,就是探讨玉器文明如何样走向青铜文明。

    石家河邦联的文明走向与两座古城密切相关,一座是石家河古城,另一座是盘龙城古城。石家河古城距今4600——4000年,按照《夏商周年表》将夏代的始年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即距今4088年,说明石家河古城曾经与夏朝并存,是一座连接帝邦时代与王国时代的古城。从年代优势比较石家河邦联比陶寺邦联早了500年,区位优势显示石家河邦联与陶寺邦联同位于中国大陆架的中部,应为山水相连的邻邦。学界倾向陶寺古城是上古文献所载的尧舜禹的都城,石家河古城的主人是谁呢?二者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关联呢?在上古文献中有蛛丝马迹表明两者不仅相关,而且发生过多次冲突。

    与尧舜禹一再发生冲突的对方叫三苗。《尚书 ·尧典》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和“分北三苗”之句。文中的三苗既像人名又像族名。与陶寺邦联对立,是尧舜要打击的对象。至于三苗居于何处,没有指向,没有地域。

    后来《墨子•非攻下》又提到禹征三苗的战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经过此战,三苗似乎被彻底打败了,从此销声匿迹。墨子所说的三苗应该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但仍不知三苗家在何处,国在何方?不过三苗分布的地域与陶寺邦联临近应该离事实不远。

    大概在禹征三苗过去一千多年后,《战国策》记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三苗居地的悬案终于落实了。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但可知尧舜禹所伐的三苗,居地范围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抵伏牛山南麓。这一地域大致是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是石家河文化系列古城分布区,石家河古城是其中心所在地。如此观之,石家河邦联与陶寺邦联同时为邻,尧舜禹为陶寺邦联之君,尧舜禹与三苗征战,三苗之地与石家河邦联地域重合。因此石家河邦联与三苗在时间上重合,空间上重合,实属同一个政治实体。按照文献记载,考古材料所称的石家河邦联实名为三苗邦联。

    三苗是石家河文化的主人。石家河文化传承于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三苗实为两湖古城区的土著。考古发现证明石家河邦联分布区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采矿冶铜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采矿冶铜遗址正在该区。遗物证明早在夏代,石家河邦联就已经掌握了铜矿的开采冶炼技术。有研究者认为两湖区在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16]。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随着石家河古城谭家岭遗址区绿松石铜矿和冶炼遗迹,以及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再次激发了学界对此地青铜器来源的研究热情。有研究者撰文提出石家河古城和盘龙城古城所在的江汉地区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17]。这一颠覆传统的观点,和者寥寥。按照认识源于实践的规律,青铜术源于江汉是具有资源优势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因铜矿露天氧化变绿而得名。生于斯的先民长期接触铜绿山认识了铜矿,并发明了冶铜术。从而青铜术在这里兴起,逐渐向四周辐射传播。传统观点认为铜绿山遗址是中原商人到此掠夺铜资源所为。试想,如果没有当地居民采矿冶铜的历史事实,生活在中原的商人何以知道此处有铜矿。就像寻找水稻的起源必须到生长野生稻的南方去发现,寻找粟黍起源地必须到北方去挖掘。否则,便是南辕北辙。以往,因为中原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早,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先入为主的定势,总认为中原文化比周边早。凡中原找不到来源的事物便将目光投向域外,认为是从西方传来的。由于以往发现青铜器的中原区却不见同时期的采矿冶铜遗址,因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青铜术源于西方,是从西亚传来的。如同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彩陶是从西亚传来一般。假如说在没有发现诸多史前古城之前还情有可原,可现今五大史前古城赫然在目,而且大多数产生史比中原要早,因此中原文化唯早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2017年10月14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报告中披露,该遗址出土大量的铜矿石,检测显示矿石的含铜量高达94%,成为屈家岭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实证。盘龙城很可能是传承了石家河邦联拥有的铜矿资源优势和青铜冶铸技术优势,继石家河邦联之后崛起的青铜王国。

    盘龙城古城距今3800——3400年,《夏商周年表》将夏商王朝的起讫年代定为公元前1600年,即距今3618年,盘龙城古城即是一座跨越夏商两个王朝的古城。考古发掘证明盘龙城古城二——六期的盘龙城文化是一个文化整体,不可以距今3618年为界分割为夏文化与商文化。盘龙城文化既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那是什么文化呢?前文我们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知道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石家河邦联也可称作三苗邦联。已知周代江汉地区主要是楚文化。夏商时期的盘龙城文化是谁的遗产呢?盘龙城文化没有发现文字材料,唯有求诸文献。

    《史记·楚世家》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勾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兵锋所到之处都是“楚蛮”生活的地区。楚蛮即楚地的蛮族。我们知道分布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邦联居民是三苗,与楚国共处江汉的居民称蛮。蛮与苗是什么关系呢?是后裔,还是异族?《吕氏春秋·知分》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此处的“南蛮”在“六韬”中为“有苗”。据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考证,南蛮即是三苗的后裔。因此他在著作中将三苗与南蛮合称为苗蛮集团。

    商王成汤曾经率师奋力讨伐荆楚。《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按照《史记·楚世家》所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所伐之处“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如此商王成汤讨伐的荆楚也该是江上楚蛮之地。

    根据以上史料推断,三苗被夏禹打败后,江汉间的三苗之民成了亡国遗民。他们怀着国仇家很,默默地在故土劳作,过着饭稻羹鱼的日子。久而久之,江山易代,三苗的称呼渐渐被人们淡忘。继而自称为蛮。不同区域的蛮冠以地名称之,如楚蛮、荆蛮。北方人统而称之为南蛮。又因蛮为苗的后裔,历史上惯称其族为苗蛮。

    考古材料显示盘龙城文化既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依据成汤伐荆楚的记载,盘龙城文化应该是楚蛮文化。盘龙城古城即是楚蛮建立的青铜王国之都。生息在江汉地区的楚蛮不断将石家河邦联三苗祖族的青铜冶铸技术发扬光大,到盘龙城文化阶段他们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不仅能铸造小型工具,而且能铸造大型容器。郭立新与郭静云两位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盘龙城文化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走在时代前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吴城和三星堆古城的青铜文化都受到盘龙城古城青铜冶铸技术的影响。其实江汉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一直领先时代,如楚国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铁器和锻钢,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这都得益于本地丰富的金属矿床和长期积累的金属冶炼技术。距今3400年,盘龙城文化走向衰落,正是《诗·商颂·殷武》称颂的商王武丁奋力伐楚的结果。盘龙城古城第七期已经属于殷商文化。于此盘龙城古城青铜王国被殷商王朝兼并。石家河邦联地区的文明走向以融入殷商王朝而终结。这是迄今所知最早汇入中原文明的邦联地区。

2.宝墩邦联的文明走向

    宝墩邦联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四周高山环绕,地理位置独特,孕育了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宝墩邦联的文明走向与三星堆古城和金沙遗址息息相关。三星堆古城的年代为距今4100——3000年,这个年代跨越了帝邦时代与王国时代,可见三星堆古城是一座跨时代的古城。 三星堆古城的地层堆积可分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晚期,二期、三期、四期分别对应夏商西周时期。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古城是一座从宝墩文化晚期开始,历经夏商直到西周时期的古城,时间长达两千年。二至四期为连续发展、自成体系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城出土的青铜器既与青铜文明发祥地盘龙城古城的青铜器迥然有别,也与中原商周青铜器大异其趣。盘龙城古城与中原商周青铜器以礼器为主。而三星堆古城的青铜器则以人像、人面具、神树等崇拜偶像最具特色。谁创造了这一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呢?甲骨文一至四期都出现地名蜀,并有商王伐蜀的记载。但甲骨文并没有指明蜀的地理位置。从已知推未知,根据四川古称蜀得知商王所伐之蜀位于四川盆地。在四川盆地与商王朝共存的政权唯有三星堆古城。如此可见三星堆古城迟在商代已称蜀,或有更早的可能。以此,三星堆文化可称为蜀文化。三星堆古城可称为蜀王国。

    蜀王国与中原王朝天各一方,没有统属关系。他们有时相安无事,有时大动干戈。

    1976年2月,陕西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岐山县鳳雛邨发掘出周人的宫殿基址。1977年与1979年于宫殿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内先后两次发现了两个窖穴,出土了大批甲骨,称之为H11窖穴甲骨与H31窖穴甲骨。H11:68甲刻辞有“伐蜀”的记录。商周两代甲骨文“伐蜀”刻辞证明中原商周王朝都曾与蜀王国交恶,举行过伐蜀战争。

    与宝墩邦联文明走向相关的金沙遗址,其年代为距今3000——2600年。

    《周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蜀作为周的友邦参加了周武王发动的灭商牧野之战。从周武王称蜀为“友邦”可知,周与蜀是互不统属的、平起平坐的国家。蜀国军队奉金沙遗址王命参与牧野之战只不过是尽友邦之谊罢了,同时以报商王伐属的一箭之仇。灭商之后,周蜀仍然是天下并立的国家。金沙遗址的文化内涵证明蜀国并未成为周王朝的属国,或被其兼并。

    《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元年(前338)楚、韩、赵、蜀人来朝。”这是蜀国首次朝秦。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司马错灭蜀,设立蜀郡。从此帝邦时代宝墩邦联分布区纳入秦国版图。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蜀王国)——秦国(蜀郡),这就是帝邦时代宝墩邦联的文明走向,即从帝邦时代走向王国时代的路线图。

3.陶寺邦联的文明走向

    位于中原区的陶寺邦联以掌握观象授时,发明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优势和发明文字,积累知识,传播信息的文字优势引领该区的文明走向。现在学界倾向陶寺古城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都城——平阳[15]。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后期都城所在地。偃师尸乡沟城址、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是商王朝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陶寺古城的朱书文字是一个系统,说明陶寺古城的朱书文字是甲骨文的源头。二里头遗址虽然还没有发现文字,但发现了一些形似甲骨文的刻划符号,有可能是还未破译的文字。从文字的源流说明陶寺古城——二里头遗址——殷墟是三座具有传承关系的都城。由于传承中都使用了文字,所以留下了记载传承的谱系。这是陶寺邦联最大的优势,成就了唯一有文献可考传承关系清晰的地区,为其他各区所不及。这也是该区成为正统王朝的主要原因。尧舜禹、夏商周,这是陶寺邦联的文明走向,即从帝邦时代走向王国时代的路线图。在这一过程中,陶寺邦联的科学优势和文字优势充分彰显其政治、经济、文化魅力,逐渐将其他邦联分布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使多元走向统一。

    良渚邦联和石峁邦联分布区迄今没有发现王国时代的重要古城或遗址,二者的文明走向仍扑朔迷离,难以推测。

三、结语

    通过对帝邦时代各邦的比较优势和文明走向的研究,我们的认识是:

①长江流域族邦联盟形成的年代全面早于黄河流域。从年代比较优势发现,长江流域三大邦联首府的建城年代为:良渚古城距今5300年,石家河古城距今4600年,宝墩古城距今4300年。而黄河流域两大邦联首府的建城年代为:石峁古城距今4200年:陶寺古城距今4100年。良渚古城的建城年代比陶寺古城的建城年代足足早了1200年。诚然,笔者曾撰文认为江浙区古城从小到大的体系尚不完备,其起源发展的脉络也不清晰,期盼发现更早更多的史前古城来夯实其年代基础。不过长江流域三大邦联首府建城的年代数据整体早于黄河流域邦联首府建城的年代数据是无容置疑的。

②帝邦时代各邦都具有自己的优势,没有某一邦具有压倒性优势。它们都曾以各自的优势在不同的阶段引领过文明走向。首先是石家河邦联以拥有铜矿资源优势和青铜冶铸技术优势引领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邦联的青铜文明走向。特别是石家河邦联的后继者盘龙城古城青铜王国完全发挥了该地的铜矿资源优势和青铜冶铸技术优势将青铜器铸造传播到其它邦联地区。考古资料显示,盘龙城古城出土的青铜器以年代早、沿袭有序、器类全、数量多、总重量第一成为时代翘楚。不仅直接影响着夏代二里头遗址和商代偃师遗址、郑州商城青铜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三星堆青铜文化及吴城青铜文化的兴起。接着是陶寺邦联以拥有观象授时科学优势和发明文字优势而成为帝邦时代的后起之秀。观象授时准确地掌握了季节时令的变化,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文字的使用成为记录各种事件,积累知识、传承文化,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待到陶寺邦联后继者商王朝全面吸收了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把青铜冶铸技术与文字融为一体,如虎添翼,进而取代盘龙城古城青铜王国,将青铜文明推上巅峰。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陶寺邦联后继者首先兼并长江流域石家河邦联传承者盘龙城古城青铜王国的历史年代应在商代中后期。这和《诗·商颂·殷武》所说的商王武丁“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有关。商代晚期,盘龙城文化已经纳入殷墟文化的版图之中。历史记载显示宝墩邦联地区的蜀王国为秦所灭,成为秦国的蜀郡。然后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归入中央集权的版图。它比石家河邦联地区并入中原王朝晚了一千多年。良渚邦联与石峁邦联分布区迄今没有发现王国时代的重要古城或遗址,二者的文明走向不明,难以推测。

③尧舜禹、夏商周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其一是无论早晚,其他邦联地区都被陶寺邦联或其后继者所灭,归并中原王朝或中央帝国。其二是陶寺邦联创造和使用了文字,记录了夏商周传承的谱系《帝系》和大量的名物、灾异、制度、氏族方国、婚姻关系和历史事件,成为后世修写史书的主要材料。商代世系已经甲骨文印证,夏代世系也该不是虚妄的,应该是有本的。其它邦联因没有创造文字和掌握文字,没有谱系传承,缺乏史事记载,无法进入早期史书,以至于默默无闻。久而久之,世人只知有尧舜禹、夏商周,不知还有其它邦联或王国曾经并立于世。如今虽有考古资料证明它们的的确确存在过,但只有文物,没有人物,只有遗迹,没有谱系,要像尧舜禹、夏商周一样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历史任重道远,尚需时日。

 

作者:陈小华,株洲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湖南神农炎帝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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